随迁子女融入城市之痛

随迁子女融入城市之痛

八年前，杀鱼弟因为小小年纪就能在菜场娴熟杀鱼，成了少年红，如今他喝下剧毒农药百草枯，辗转在病床上。

杀鱼弟的经历让人唏嘘不已。其实，杀鱼弟走红以后，一度重回课堂，但因为跟不上学校学习的节奏，后来又辍学回家跟随父母做生意一时的红并没有改变他的命运。

与很多来自农村的少年悲剧相比，杀鱼弟的境况并不是最惨痛的。首先，他有机会跟随父母在苏州生活，得到原生家庭的照料，而不必当无依无靠的留守儿童;其次，成为红以后，杀鱼弟有机会获得来自社会的帮扶。

当上红也未能改变辍学命运，杀鱼弟的遭遇无疑在公众习惯性认知以外。曾经，人们更熟悉的是如希望工程大眼睛女孩苏明娟那样，通过社会帮扶与当事人的自我奋斗，创造美好的爱心童话

。而现在，人们记住的不仅有大眼睛温柔的目光，更有杀鱼弟犀利的眼神。

留守儿童最大的问题是缺乏父母照料，远离家庭生活的温暖;作为随迁子女，杀鱼弟的情况也难言乐观。父母忙着做生意或打工，自身文化程度又不高，缺乏与子女沟通、开展家庭教育的能力。这样的情况，不仅发生在杀鱼弟身上，同样是许许多多随迁子女的真实遭遇。

杀鱼弟自始至终地都脱离主流社会所规划的青少年成长轨迹。不管是随父母卖鱼，还是勉强到学校上学，他一直与周边环境格格不入。现如今，与其说是青春期叛逆激化了他与家庭的矛盾，更不如说他以极端方式纾解了内心愤懑和孤独。

由此引出的本质问题或是：随迁子女怎样才能真正在城市里落脚?此前，人们觉得让随迁子女到城里上学，创造他们和父母共同生活的条件，就保障了随迁子女的物质权益基础。实现这些当然已殊为不易。然而，为弥补随迁子女与城市环境的裂痕，让他们真正享有一个温暖、安定的家，恐怕还有很多要做。

就杀鱼弟的故事而言，人际关系的狭隘，情绪和压力无法疏解，是他走向极端的重要原因。单纯地把推给家庭，或是推给学校教育，都是失之武断的。生活在城市之中，他本来可以享受到更多现代生活的美好。否则，除了养成一身熟练的杀鱼技能，依然跟城市存在心理隔绝，便只有回不去的家乡，进不了的城市。

对于随迁子女的教育，从来不是把他们关进课堂那么简单。与出身在城市家庭的同龄人相比，他们对环境的激烈变化更敏感，对学校教育需要更长的适应期。教育有着这样的义务：帮助他们习惯城市文明，融入现代秩序，成为合格的市民。(来源：澎湃社论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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