徐剑在精神高原上梳洗文学翅膀

众所周知，天下霸唱的代表作《鬼吹灯》曾风靡华语世界，之前的作品无一不是延续着古...

很长时间以来，刘心武与《红楼梦》这个标签一直形影不离，他并不抗拒“红学家”的头...

徐剑，鲁迅文学院第三届高研班学员，现任第二炮兵政治部文艺创作室主任，曾获解放军文艺奖、中宣部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、鲁迅文学奖。代表作《大国长剑》《导弹旅长》《东方哈达》。

青藏高原是我的福地。苍茫之中，仿佛隐没着我向往、跋涉的一座座文学神山。然而我走近它，纯属偶然。

子曰：“智者乐水，仁者乐山”。我非智者，也非仁人。喜欢西藏的神山圣水，皆因了当年一位十八军的老将军。那年，第一次跟他进藏，他69岁，我 1岁。我刚从一次命运旋涡里浮出来，伤未结痂，便跟着他去了青藏高原，在格尔木周游数日后，准备第二天上山。上山前那个晚上，我一夜未眠，担心将躯壳扔在天路上，像牦牛骨架一样，成为茫茫荒原中的路标。果然，第二天在岗巴拉上，我钻出开着暖气的吉普，鸟瞰羊卓雍措宝石般的湖面，披襟岸帻，喜空阔无边，任雪风横吹。晚上到了江孜便感冒了，患上了肺炎。在班禅大师驻锡寺扎什伦布寺昏迷了三天三夜，梦回天堂，逃过生命一劫。醒来时，头上便仿若罩了天藏之光，回到汉地，人生从此否极泰来。

以后，我搞起专业创作，游牧山水的机会多起来，西藏仍是首选。20年间，竟去了11次，隔二、三年进一次藏，多则待三两个月，少则十天半月，且越去越顺，越顺越去。记忆犹新的是写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，我前后采访、准备了8年，采访过 00多名参战的老兵，上至中将，下至普通士兵，留下十几本手记。最后一程是去喜玛拉雅山南麓的克节郎河谷，踏勘战场遗址。河对岸是印战区，林莽中满是枪口、炮口。那年，我刚至不惑，山南分区派了一位侦察参谋陪我去了错那，站在5200多米高的波拉山口，可远眺仓央嘉措的故乡达旺。随后，绕过九十九道弯，下到谷底，便是当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总指挥张国华将军的指挥所。再前行，道路被山洪冲断了，送我的车到断路一头过夜等我，我则跃过泥石流地带，坐上边防营一辆大屁股北京吉普，往夏尔巴人所在地驶去，直至公路尽头。翌日早晨，两位从河北廊坊入伍的老兵陪我们上山，他们也许觉得我面相嫩，岁数不大，所以爬得很快，冷雨纷飞，小径泥泞，惟有牦牛和野山羊可攀。爬第一个台地，海拔不过2600至2800米，我的心便蹦到了嗓子眼。然而经过4个小时跋涉，最终抵达海拔4 00多米的边防连队，看到了当年战场开口之处，弄清了当年打仗摆兵布阵的南北西东。

对于非虚构的文学写作，我仅遵四个字：读书行走。读一部部天下的活书、活的历史——大写的人生。与一位位采访者交谈，我乐此不疲，觉得展开的是一卷卷大书，受益匪浅。再就是行走，即古代文人墨客的壮游，非虚构写作需要这样的壮游与行走。特别是行走在青藏高原上，艽野无边，天际湛蓝。置身其中，人何其渺小，生命如此脆弱，但是，对于一颗跳动的文学之心来说，何尝不是一种幸运。那一刻，蓦地觉得胸襟大了，天下小了，生命之旗高扬了，文学的须弥山在前方隆起。

回京后，坐在书案前写那场早已远逝的战争，我觉得底气十足。8年的准备，气道如虹，皆凝结于《麦克马洪线》键盘的敲击之中，犹如枪炮声响起。整整10个月，我几乎每天太阳升起时就坐在电脑前写作，直至凌晨方睡，我与那 00名老兵，一起经历了一场战争，下了一回地狱。当5 万字书稿落下最后一个句号时，我终于释然了：能不能发表出版，皆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可以告慰躺在雪山下的英灵，可以给那 00名老兵一个交待，也无愧于一位军旅作家的天地良心。

写完此书，已经是2004年春天了。我去鲁迅文学院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习。就我个人创作而言，仿佛沿着一架天梯，爬到文学庙堂的第一座天门前。兀自而立，蓦然回首，后山晴川历历，一条栈道逶迤而来，景色宜人。而前山则烟雨迷蒙，险峰无尽，云遮雾绕，偶露峥嵘，却不知抵达巅峰还有几程？斯时，我已经创作了非虚构导弹文学系列的《大国长剑》《鸟瞰地球》以及长篇电视连续剧《导弹旅长》、西藏系列的《麦克马洪线》。这是我第一次接受为期4个月的专业文学培训，倒不觉得文学课有多么精彩，但进去几天之后，便喜欢上了高研班的气场，还有那些大文化课，政治、经济、历史、哲学，科技、军事、音乐、舞蹈、美学。90岁高龄的周汝昌讲《红楼梦》，只讲了1个小时，然而他对红楼梦伏线的解释，可谓慧眼独具，点石成金；还有微软中国研究院院长讲“云计算”，展示了一个诡谲多姿的未来，国防大学教授讲三军联合作战，让作家跃升了一个高远的平台。

然而，那4个月，我突然产生了一种中年作家的危机感，觉得写作无意义。很多人似乎都在制造文字垃圾，再过20年、 0年、50年，读者书架上还会不会有我们的书？

或许这种危机感，恰好是一个中年作家在创作突围前的一次沉思。整个2004年，我就在读书中悠然度过。继续与博尔赫斯、普鲁斯特、卡尔维诺、伊萨克·巴别克、张岱、徐渭、纳兰性德，还有新结识的纳博科夫和赫尔曼·黑塞神交。仅写了一篇与鲁院同学游历锡林郭勒元上都的散文《城郭之轻》，便为2004年鲁院作家高研班划了一个句号。

那年9月份，我跟作协去云台山创作基地，在竹林七贤饮酒吟诗地游牧。突然接到，安排我第三度上高原，采访青藏铁路的建设者。此前我已经上去 次，追踪四载。一次次高原之行，一颗文学的心被高原的流云烟雨雪花和蓝天净化了，一片精神高原也在前方隆起。天路之上，看着三步磕一个长头的朝圣香客，凝眸坐在酥油灯里清修的喇嘛，还有那大昭寺前磕十万个长头的牧人，似乎觉得我也是他们中间的一个。文学本来就是寂静、寂寞的，更需要这种宗教般的虔诚与执著，它的最高创作境界应是独步孤独，最高精神指数应是悲天悯人，敬畏天地，敬畏山川，敬畏苍生。对于一位作家来说，须上接天心，下接地气，何必在乎身前的喧嚣寂静、身后的浮名利禄。就在那一刻，我被灌顶了。

10月下旬回到北京，我又找回了自己，捧着那颗依然滚烫的文学之心，于京城的秋夜，开始了《东方哈达》的创作。站在北京仰望高原，仰望神山，仰望圣城，鲁院高研班4个月学习的那层窗户纸被捅破了，我终于看到第二座天门了。非虚构文学最需要的是文本结构和叙述姿势的创新与突围。当下的报告文学似乎谁都能写，但真正写得好的凤毛麟角。这些年人们陷入了一个误区，似乎只要抓到一个好题材，就成功了。殊不知报告文学的神、魂是人，人的情感和心灵，再就是独特生动的细节。一线的报告文学作家注意到了这个文学之魂，可是对本文结构、叙述语言与姿势却缺少自觉，也落下不少诟病。我觉得应在这方面做一些有益的探索。在给《东方哈达》谋篇布局时，我想起那天坐着列车穿越柴达木盆地时，格尔木城将近，一列火车对面驶来，擦肩而过。一个激灵过后，我想，何不采取上行列车和下行列车的结构，上行讲述从北京零公里至拉萨的修路故事，下行则以列车进站时一个个岔道，叙述青藏铁路沿线汉藏两大民族交流交融的千年历史。一条青藏铁路以哈达隐喻，它挂在昆仑山和唐古拉山上，是祖国人民献给西藏的，也是藏族人民回敬给中华大家庭的。经过10个月的写作，《东方哈达》出版了，好评如潮，也使我的创作实现了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突破。

此去经年，青藏铁路的写作记忆已被雪风吹散了，但是我对文本结构的追求与突围，依旧痴心不改。汶川地震的写作，我对文本结构的意识与追求更趋自觉。反映2008年抗冰雪灾害的《冰冷血热》，我采取与受阻于冰雪道上的女儿短信来勾联那场冰雪战争，远行列车，楚山勇士，一纵一横相得益彰。写创新型企业与国家的《国家负荷》，我采用中国古老符咒、金木水火土、天干地支和阴阳腾图符号的构思。随后，在反映中国战略导弹部队20年新军事变革的导弹系列第三部里，我采取从一头一尾的结构，开头从1991年写起，而尾声则从2011年写起，最终交织于2000年，搭成一个门塔结构。

写完这两部书后，我又去了青藏高原，写横跨青藏铁路之上的电力天路——正负400千伏青藏联工程，书名《雪域飞虹》。这是我第11次入藏，待了40天，顺便为《封疆大吏》采访。在西藏的日子，我喜欢在寺庙前闲逛，与磕长头的香客交流。他们微笑时露出洁白的牙齿，那眼神，那笑靥，不染一点俗世的风尘，让我着迷。看着他们坐在林卡、墙角下，晒着太阳，慵懒地发呆，沉思冥想，我发现，这才是真正的文学之道。

那天走近神山，喜玛拉雅掀开神秘盖头，7座雪峰的伟岸之姿一览无余。在珠峰大本营待了 个多小时，我竟无任何高原反应，任雪风梳洗文学的翅膀，让精神高原跃升我的文学海拔。后来，我去了梦中神游多次，在西藏宗教地位最高的拉姆纳措，双手合十，虔敬朝湖，我看到了自己的前世今生，也看到自己创作的今生来世。转山转水，离开时，魂儿便扔在了那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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